上一回在最後一段裡，筆者提起了一個神祕人物，這個人自年輕時便曾與「太平天國」打交道，後來又連續參加了「自強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運動」、與「興中會革命」等，可以說清末的最後六十年之中，從太平天國開始，直到辛亥革命前夕的每一個最重要運動裡，我們都能發現他的足跡。今天筆者又在《世界周刊》裡讀到記者對這個人的追念，讀後感觸良深，覺得有些話不吐不快，因此花了點時間整理手上有的資料，想將上次未揭曉的這個神祕人物介紹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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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四年耶魯大學畢業生紀念冊裡的容閎像

作者：辛亥生

大名鼎鼎的「容閎」在中國人圈子裡固然是家喻戶曉，但筆者以「辛亥革命第一人」來形容他，國人可能就會覺得突兀了，大多數的人一定不明白容閎怎麼會與辛亥革命有這麼大的牽扯，更不用說還尊他為「辛亥革命第一人」了。如此的想法，筆者能體會，因為直到不久之前，筆者仍然與大家有著同樣的概念，即便讀過若干有關辛亥的書籍，對容閎的認知仍一直停留在：「他是首位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後來成為中國留學生之父」，如此而已。但事實上進一步的探索顯示，容閎年輕時便曾與「太平天國」打交道，後來又連續參加了「自強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運動」、與「興中會革命」等，可以說滿清的最後六十年之中，從太平天國開始，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在每一個最重要的運動裡，我們都能發現他的身影。

容閎幼童留美計劃一百周年紀念碑（容閎墓，攝影：筆者）

一般人對容閎的認知所以會受到局限，固然有一部份原因是容閎的自傳造成的，但主要還是歷史學家們未能善盡責任，他們在有意無意間忽視了在一九○○年「八國聯軍」時期發生的「自立軍起義」、其事件在激發中國人政治思想轉變上所起的關鍵作用、以及隨後對「惠州起義」所帶來的重大影響。須知這段時期正是革命歷史中最重要的轉捩點之一，容閎就在這個思想轉變臨界點時期裡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也就是因為他對中國的確需要革命有了新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念，使得他周圍許多維新黨人同受啟廸，同感保皇主張業已過時，透過彼此互動與結合，不但時代政治氛圍為之一變，他自己也從此開始，真正與孫文的革命事業產生聯繫，並在多年的參與和奮鬥後，親身見證了中國革命的成果，在有生之年看到孫文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惟這段使容閎革命觀念丕變的奮鬥史始終迷離難考，其中許多史料也許已經失傳，整個過程顯得空白處處，而留存的資料中也有不少部份疑義重重，連專治民國史的學者都可能理不清楚，因而今天我們所讀到的有關歷史書籍也就都講不明白。做為讀書人，我們有責任不讓青史盡成灰，而日漸積多的史料也將使事實愈來愈有大白的機會。以下是筆者個人依據讀過留存的龐雜資料，細心整合後的初步心得。這種重塑式的歷史自然不免疏漏，但作為參考資料，或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或許還能差強人意，這也就是筆者撰寫此文的一點期望。

紐約協和神學院所珍藏的金字壓印《西學東漸記》（一九○九年原版，攝影：筆者）。

言歸正傳，首先讓我們嘗試依史料來客觀地廓清容閎的生平。我們對容閎的了解，絕大部份是來自他的自傳《西學東漸記》。此書容閎用英文寫作，題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於一九○九年在美國出版。自傳從一八二八年容閎出生於廣東香山縣開始，內容詳述了這位「中國第一位留學生」的求學經歷，講到他如何進入南京，曾與「太平天國」的洪仁玕討論如何將西方科學引進中國，又不厭其煩地敘述他如何在「自強運動」中得到曾國藩與李鴻章的支持，終能以公費選送幼童赴美留學。全書共二十二章，容閎僅在最後一章中輕描淡寫地提到一八九八年的「維新變法」和「戊戌政變」，並在述及他因為參與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維新計畫而遭清廷通緝後，一語帶過一九○○年曾在上海召開過「中國議會」，自傳便戛然而止。[1]

以一部寫至一八九八年為止的《西學東漸記》來為容閎一生蓋棺論定，顯然是不完整的，但這並不妨礙歷史家為他植傳立論，他們也就僅依據這個自傳來為容閎作歷史定位，封了他個「中國留學生之父」，便草草結案，寧非憾事？

《西學東漸記》卷首插圖及書名頁（一九○九年原版，攝影：筆者）

但這絕非歷史的真相和全貌！一八九八年「變法維新」失敗以後，中華志士為了拯救即將被列強瓜分的家園，在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拋頭顱、灑熱血，雖然方法有異，有些人支持君主立憲，更有許多人堅持要革命，但他們為救國而努力的熱誠並無二致。容閎的《西學東漸記》是在一九○九年寫的，離一九一一辛亥年只差兩年，但他卻對一八九八至一九○九中整整十一個年頭裡發生的事，在自傳中不著一字。難道容閎對他原本熱愛的祖國已失去了興趣？在全中國人民終於看破了清廷的無能，萬眾齊心要「驅逐韃虜，復興中華」的辛亥前夕，容閎居然還能安心隱居美國，對國事不聞不問？

一八七六年五月十八日美國《哈潑斯周刊》刊登容閎像

容閎在上海「十里洋場」下西洋棋（大約在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五八年間）

事實不然！容閎愛國的赤忱無可置疑，只要詳讀他的自傳，即可了解他對中國未來的熱情憧憬[2]。從一八六二年開始，他更親身投入了自強運動（洋務運動），要將西方的知識引進中國。雖說其努力全遭到愚昧卻有效的腐敗官僚系統的排擠與掣肘，讓他處處碰壁，但他仍屢挫屢起，熱心不減。但在一八八一年，清朝官吏的無知、無能、與無用竟使容閎主辦的小留學生運動在施行十年後流產，終於讓容閎看清了僅以科學西化來救國之困難。在產生無力感之餘決心將注意力開始放在政治改革上，希望能從根本做起，真正有效地改變中國的前途。但類似的挫折接連而來，迫使他稍後在居留美國的妻子重病之際，於一八八三年失意地回美國照顧她，並在一八八六年妻子過世後繼續在美獨自教養兩個幼子。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容閎因不忍心隔洋看著祖國滅亡，應召遠赴倫敦向外國商借軍費，雖所謀因李鴻章與張之洞的躊躇不決而失敗，一八九五年他仍再次回到中國，並於定居上海之次年上奏朝廷讓他在中國設立國家銀行，結果還是好事多磨，因盛宣懷居中破壞而不了了之。

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

甲午戰爭開打不久即決勝負，雖然中國的大敗讓容閎對救國幾乎徹底絕望，但也同時讓他有機會在一八九五年認識了康有為和梁啟超。這三個口操同樣方言，又在救國認知上產生共識的老同鄉之遇合，總算又為容閎在政治改革的抱負帶來了另一契機[3]。中國與日本同在幾十年當中努力於西化，且同樣是想「師夷長技以制夷」，但小小的倭國卻能輕易地大敗華夏帝國，原因莫非是日本能在「明治維新」時期中改變國體，於一八八九年公佈《大日本帝國憲法》，繼而在一八九○年成立日本國會，由封建轉而成為一個君主立憲的現代政治體制，從而徹底增強了國家的體質？憂國憂民的中國知識份子有鑑於此，認定日本之能夠戰勝中國，是日本能在政治上先全盤西化，而清廷始終被跟不上時代的封建官僚制度掣肘，難以做徹底又有效的改革，遂乃一敗塗地。當一八九五年五月各省舉人在北京等待會試發榜，卻傳來清廷與日簽訂《馬關條約》的晴天霹靂後，苦於報國無門的康有為乃趁機在北京組織舉人，聯合反對條約喪權辱國，並提出要維新變法、改造政制。在「公車上書」事件一炮而紅後，康有為馬上與梁啟超在京都組織「強學會」，一時在維新陣營中成了天之驕子，被擁為知識份子的精神領袖，連朝中大臣李鴻章都表示願捐二千兩銀子來加入強學會，只因為他主持《馬關條約》之簽訂壞了名聲，才被康有為饗以閉門羹。但強學會也因如此囂張，才會辦了不到一年便被強制解散。[4]

大清光緒皇帝像明信片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國強佔中國膠州灣，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裡，俄軍進駐了旅順，英國佔領了山東威海，再要求進一步地拓展九龍新界，法國也趁機佔領了廣州灣，日本更是大打廈門一帶的主意，清廷這個東方病夫面臨了被西方各國瓜分的危機。當時光緒皇帝讀了康有為寫的一些小冊子，禁不住掩卷流淚，恨不得能馬上依法而行，這就讓康聖人又有了捲土重來的機會。一八九八年四月康有為在光緒的庇蔭下於北京成立了「保國會」，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舉國興奮的「百日維新」於焉開鑼。[5]

長期居住於美國，英文造詣極高的容閎，對西方民主政治與國際情勢見識極深，維新黨人因此對他十分倚重，而在臨老之年報國有門，容閎也對維新運動中的各種大小改革，積極參與。「保國會」成立的那一天，容閎親自到場，當時他已經快滿七十歲了，比康有為還年長三十歲，比梁啟超則整整大了四十五歲，維新黨人皆尊他「純老」、「純公」，而他也老驥伏櫪，竭盡心力，連下榻之處都成了黨人聚集商議之地，儼然是維新派幕後的總參謀長。[6]

可惜這場美夢，眨眼間就破滅了。

維新運動與早前的自強運動之不同，在於它著重於教育改革與政治改革，最終目標是要推行「君主立憲制度」。光緒帝一開始就重用譚嗣同、楊銳、林旭與劉光第這「四小臣」，執行「重用小臣、架空大臣」、「小變不如大變」、「緩變不如急變」等激進的維新主張，範圍於教育與政治之外，更涵蓋了經濟建設、西洋軍事訓練等，一時風起雲湧，似乎前途一片大好。但年輕的光緒帝天真無邪，康、梁、容、譚、楊、林、劉等理想家又不切實際，雖然維新改革的方向正確，但火急硬推，妄想在百天之內就要讓全中國改頭換面，沒考慮「廢八股改策論」、「改廟宇辦學堂」等政策，會剎那間截斷數百萬焚膏繼晷學子的出路、更扼殺了數千萬佛教僧侶與全真道士的生路。有天康有為受光緒召見，走到朝房時與榮祿不期而遇，於是談起變法，榮祿問「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有為竟回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登時令榮祿變臉。變法大戲緊鑼密鼓之際，慈禧稍早卻已退居頤和園。表面上她任著光緒去變法，但暗地裡內心並不是那麼的安祥篤定。一群頑固大臣早已向她哭訴維新對他們造成的極大損害與不便，更有人危言聳聽，說在甲午戰爭中大敗中國的伊藤博文，馬上就會出任新政府裡的重要客卿。也難怪九月四日光緒下令將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後不久，在九月十九日傍晚，慈禧就突然一聲不響地從頤和園搬回大內，並囚光緒於瀛台，自己重掌大權。這就是所謂的「戊戌政變」，維新運動開鑼一百天便被強制下檔。[7]

袁世凱(1899至1892)

據說稍前在九月十五日，光緒多次探刺慈禧察覺慈禧對他的作為大不滿意後，馬上召見楊銳並給了一道密諭，說「朕位已不能保」，要各維新小臣「共謀良策」。於是康有為找來維新黨人，跪讀詔書一起痛哭後，決定由譚嗣同來誘脅袁世凱，讓他起兵先殺了榮祿，再包圍頤和園，然後由畢永年率領武士入內捕殺慈禧太后，立大功以救光緒。這些說法是否屬實，容閎是否參與其中，我們無從確定，但是如果以慈禧回宮後大開殺戒的事實來回溯是日之謀，則「殺后救駕」密謀當屬可信。因為如果慈禧只是對光緒力行維新不滿，她大可將各個維新人物革職，令之回鄉養老，蓋極重顏面的她深諳宮廷運作技倆，何致於要馬上幽囚皇帝，並即逮捕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與康廣仁六人，且立時斬殺於菜市口。[8] [9]

熱心支那革命的宮崎滔天

當時官府在京城裡到處捕抓維新黨人，容閎、康有為、梁啟超、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們一同商討如何請美國公使、英國公使、及日本公使等來營救黨人，保護皇帝，但只有英國人與日本人真正出力救人[10]。康有為離京後，搭乘英國商船到上海，後改乘英國軍艦到香港，再由孫文的日本友人宮崎滔天等陪伴東渡日本[11] [12]；而當時正在北京訪問的伊藤博文也幫助梁啟超脫逃，讓他乘火車到天津，再搭日本軍艦到日本。容閎自己則先藏匿於上海租界數月，再於一八九九年輾轉逃往香港。

孫文在日本

一開始維新黨人在清朝體制內尋求政治革新的方法，這些人現在卻成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到了這個地步，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效孫文等革命黨人的榜樣，拿起槍桿子來暴力革新了。其實在「戊戌政變」之前，維新派與革命派就多有聯繫，一八九六年「興中會」的馮鏡如等在日本橫濱組織華僑中文學校，孫文曾推薦梁啟超主持，並親自取名「中西學校」。康有為不希望梁啟超離開《時務報》，便派遣另一個學生徐勤赴任。康有為又曰中西二字不雅，將之改為「大同學校」，並親書匾額相贈。但是到了一八九八戊戌維新時，康有為成為官府體制內的領袖，又以帝師自居，才認為不宜再與流亡國外的革命黨人有所糾葛。戊戌政變使得這批人又同成天涯淪落人，有鑑於此，宮崎滔天、犬養毅（日本當時之極右派政客）、以及其他熱心支那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文）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13] [14]

義和團拳民

過了一年多，興中會與維新派合作的機會來了。一九○○年夏，「義和團」十萬之眾進入北京，大肆屠殺洋人與信洋教的中國信徒，引發「庚子事變」，最後導致八國聯軍進據北京，逼得慈禧與光緒逃離京都，避難於西安[15]。雖然東南各省依「東南互保」來避免被戰事波及，但全中國在一段日子裡還是處於無中央政府的危險狀態，兩派人士都覺得這是天賜良機，此時發難最有成功機率。早在義和團拳匪還侷限於山東與直隸時，容閎便已積極往返新加坡，會見康有為，為新加坡富商邱菽園以及前「台灣民主國」的義勇軍統領丘逢甲等拉線，商討「維新派」在長江流域和廣東地區武裝起事的細節。容閎更與「興中會」裡偏向楊衢雲的一派人有直接聯繫，例如謝纘泰等人在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廣仁死後，還能與維新人物互通聲氣，便是容閎與興中會多年來居中連絡的結果。容閎與「興中會」的另一道聯繫是透過小他三十七歲的族弟容星橋進行的。容星橋是一八七四年第三批留美幼童，僅九歲便被送至美國。當無能的清朝於一八八一年撤回包括容閎在內的留美全體師生時，容星橋早已考入耶魯大學。被迫回國後，容星橋曾在北洋海軍中服務，稍後從商，在一八九一年與孫文義父關元昌之女關月英結婚，在婚禮中結識孫文，從此成為摯友。孫、容與關景良（關月英的哥哥）三人曾以兄弟相稱，容星橋更在一八九五年加入香港「興中會」，以孫文在漢口代表的身份在當地聯絡革命友人。[16]

致力於聯合維新派與革命黨的梁啟超（一九○三年左右，Charles O. Kates Personal Papers, Mr. Brian Kates, Pomona, New York）

孫文與梁啟超對中國之改革很早就有共識，認為要成功必定要雙方同志攜手並進。梁啟超還寫信勸他的老師康有為早早退休，以便由梁來主導兩派的合作。當時人在加拿大的康有為收信後大發雷霆，派人至日本強押梁啟超離開是非之地的東京，讓他到夏威夷開拓 「保皇會」（中國維新會）。雖說如此，梁啟超在夏威夷還是致力聯合，他甚至說要「舉皇上為民主總統」，始能結合兩派原本水火不相容的目標，藉以聯合革命與維新力量。時機緊迫之際，各黨皆派遣菁英遍至中國各地招兵買馬，但各自計畫的武裝起義仍都暗地裡互通信息，皆以聯手一舉而消滅奄奄一息的清廷為共同目標。另一方面，朝廷的漢人大臣則如坐針氈，但同時又蠢蠢欲動：雖說清廷面臨了空前的危機，如果他們個人能在朝廷、八國聯軍、與各種維新革命組織這些選擇中下對注，那麼前途會更光明也未可知。這就是為何一九○○年的前半年間，全國從個人至大小團體，上至清廷大員、下至會黨會眾，都在私下與其他團體連絡互動，卻又同時互探底細的原因。[17]

袁世凱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他從一八八二年平定朝鮮「壬午兵變」開始便步步高昇，一八八四年再平朝鮮「甲申政變」，一八八五年遂由李鴻章舉薦，以「小欽差」名義駐韓。一八九五年又由軍務處大臣榮祿、李鴻章聯奏，派他在天津小站訓練新建陸軍。一九○○年初補授山東巡撫後，袁世凱已成清廷漢臣的後起之秀，儼然與東南三督的劉坤一、張之洞及李鴻章比肩齊名。袁世凱在「戊戌政變」時幾乎被譚嗣同說服，差點就要與維新派一同捕殺慈禧，但頭腦清醒、做事腳踏實地的他，當時已看清天真的光緒及無實際經驗各小臣的能耐，知道這些人不可能真有大作為，所以袁世凱反戈一擊，將圍攻頤和園的計謀一股腦兒向榮祿與慈禧吐露，贏得了內廷的信任。一九○○年義和團拳匪全盛時期，袁世凱雖身處濟南府，但有軍機處的榮祿日遣驛馬「八百里加急」從斷了電訊的北京來回傳遞信息，可說是坐知千里，而他因先前出賣過維新派，已不能再走背叛清廷的這條回頭路，於是袁世凱在列強中全力周旋，將濟南府在一夕之間轉變成列強與困於北京各公使的通訊樞紐，因此他獲得了西方各國的信任與讚美，這也與辛亥後各國普遍支持袁世凱當總統的情況大有關係。[18]

但其他漢人大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等已無顧忌。在慈禧還未向十一國宣戰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兩湖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都只袖手旁觀，坐看情勢發展。當年如果拳匪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能導致各國攻陷北京強制瓜分中國，說不定三人會由李鴻章出面宣佈獨立，以漢人大總統名義維持局面抵拒外強。但如果清廷還能苟延殘喘，那他們就選擇還是繼續升官發財。當時維新黨人除了領頭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外，絕大部份都是從湖南與上海來的知識份子，因湖南維新黨人與張之洞有極深的淵源，便分別遊說兩湖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想贏得他們支持維新派的武裝起事[19]。興中會方面則是由孫文的老師何啓擬定了一份「兩廣獨立」計畫，再由港督卜力負責接洽兩廣總督李鴻章，欲舉李鴻章為獨立後的大總統。

畢永年

這個偉大的聯合武裝起義在當時雖無正式名稱，但不管維新黨或是革命黨，都通稱此計畫為長江中下游與廣東的中國東南大起義，範圍包括湖北、湖南、安徽與廣東，武裝力量則由幾萬人的「會黨」群眾與「清軍」士兵組成。「會黨」的力量來自遍佈於長江流域的「哥老會」與兩廣的「三合會」，此兩會皆是「洪門」（天地會）的支派，在畢永年與宮崎滔天的努力下，兩會於一八九九年冬與「興中會」結合，成立了「興漢會」，並一致推選孫文為總會長，以便伺機在湖北、湖南與廣東同時大舉[20]。軍人同志中有一部份從張之洞訓練的新軍而來，「湖北新軍」身處於兩湖維新之地，因此士兵中多有傳播維新信念者，加上張之洞遣派優良學子赴日留學，他們在日本與革命黨人接觸過後，皆興奮地將革命信念帶回兩湖新軍。除此之外，長江水師與綠營中人受「哥老會」薰陶後，也都積極投入起義計畫。

一九○九年在德國考察軍事的吳祿貞

這個群聚裡人際關係複雜，但大多數都在維新與革命陣營中左右逢源，如唐才常、容閎、畢永年、林圭等[21]。許多主要成員甚至身兼維新黨與革命黨的雙重領袖身分，比如起義時任前軍統領的秦力山與吳祿貞就是[22] [23]。一八九九年終唐才常和林圭離開日本，返國準備起義事宜時，孫文、梁啟超、與宮崎滔天就都同來送行祝福[24]，孫文還特別關照林圭返湘漢之後，務須與在漢口的容星橋接洽。稍後在一九○○年四月，容閎代表維新派，同香港的興中會會員陳少白、楊衢雲、謝纘泰等聯繫，繼續商討兩黨聯合起義的細節。另一個凝聚維新黨與革命黨的外來力量，則出自於日本的「東亞同文會」。此會由「玄洋社」的子會「東亞會」（包括著名日本浪人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等）、「樂善堂」的子會「日清貿易研究所」與「同文會」（日本駐華間諜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及日本政要（如犬養毅等），在一八九八年十月戊戌政變後結合而成，成為中國改革陣營贏取外部支持的一股關鍵力量。因此不論是維新黨或革命黨皆積極尋求「東亞同文會」在人力、財力、與戰略上的支持；而「東亞同文會」也樂得相助，希望藉機擴大他們對中國未來的影響力量。[25] [26]

就在這個蓄勢待發的時刻，半路忽然殺出了個程咬金劉學詢。劉比孫文大六歲，是孫的同鄉，進士出身，卻靠操縱賭博致富。他一八九三年就與在廣州行醫的孫文結識，在一八九五年興中會廣州起義中曾擔任「農學會」發起人之一。後來劉學詢成為李鴻章的幕僚，靠著他與孫文的舊關係，成了一八九九年後半至一九○○年初孫文與李鴻章間的溝通橋樑，以「兩廣獨立」為前提來拉攏兩方人物。但直到一九○○年六月中旬，慈禧處理義和團的對策到底是剿是撫，還未能作出明確的決定，逼得李鴻章只能首鼠兩端，其「兩廣獨立」策略暫時也只得以模稜兩可的態度來處理。情況一直要到六月十五日才算明朗化。那天軍機處忽然傳下旨意，要原先因榮祿之排擠下放兩廣的李鴻章迅速回京擘畫剿匪，而身膺大任的李鴻章因此投鼠忌器，只得暫緩「兩廣獨立」。哪知道這個劉學詢原來自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後就身懷密任，是慈禧批准與遣派的暗殺隊主持人，專門追殺康有為及維新黨人。此時的劉學詢仍想借刀殺人，就繼續設法以「兩廣獨立」套孫文上鉤，但這次卻要求興中會要拿康有為的項上人頭作「投名狀」，為此劉學詢還特地拿出三萬元給孫文的代表宮崎滔天，作為暗殺康的頭款。而孫文這方面也樂得將計就計，將到手的錢用於起義事宜，兩人並計畫分別搭船至新加坡，欲將此事件告知康有為。沒想到劉學詢老謀深算，同時亦在康有為陣營反押一注。他早已算定即便不能讓孫文等執行暗殺任務，也要讓維新與革命的合作受到嚴重破壞，因此搶在宮崎滔天還未抵達星洲前就匿名向新加坡放出消息，說「有日本刺客受雇要來謀害康有為」。宮崎滔天抵星洲欲見康有為，立時成了康有為門人的兩難，他們發現原來刺客便是兩年前解救康有為脫離戊戌政變的恩人。康有為與門人在反覆推拒後終於還是向新加坡政府報了警，於是宮崎滔天一行人七月六日便被捕下獄，迨孫文抵達已無補於整個局面之挽回。而原本便看不起孫文的康有為，為此更與孫文反目成仇，使居中調解的梁啟超有心無力，他的恩師康有為從此不再與革命黨人來往。[27]

長沙時務學堂的教習（左二譚嗣同，右二唐才常）

「刺客事件」發生時，不自量力的慈禧又轉而支持義和團，在六月二十一日下詔向英、美、法、德、義、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但東南各總督公然抗命。他們對列強解釋，說宣戰是朝廷在義和團脅持下所發的「亂命」，仍堅持與外國各使節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東南各省遭受戰火牽累，這便是近代中國史上所稱的「東南互保運動」。同時在清廷管理不到的上海租借，一群人則正殫精竭慮地為了近在眼前的聯合起義而準備，其主要籌劃人是湖南的唐才常[28]。唐與戊戌政變時被殺的譚嗣同是同鄉好友，因此恨死了慈禧，立誓要救出賢能的光緒帝以續成其未完成的君主立憲計畫。與唐同鄉的畢永年也曾在一八九八年加入譚嗣同與唐才常在長沙創辦的「南學會」，三人是維新運動裡公開鼓吹西方民權自由的激進派，立場介於傳統維新黨人與孫文的革命派之間。唐才常早在一九○○年初，於「東亞同文會」的支持下秘密組織了「正氣會」，對外則託名「東文譯社」[29] [30]，又在一九○○年三月改名為「自立會」，因他的激進派立場遂能同時號召清軍士兵及「興漢會」裡的各會黨人員，使兩湖的準備工作到了七月中旬逐步就緒[31]。這支力量中軍人方面由秦力山、吳祿貞等人領導，會黨方面則由身為哥老會龍頭的畢永年來聯繫[32]。容閎從香港偷渡至上海，代表維新黨人，而容星橋也從漢口趕至上海，成為革命黨人的代表之一。

國學大師章太炎

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這批人在上海愚園招開了一場熱烈的會議[33]，有稱為「中國議會」者，也有人稱為「中國國會」。會中投票選出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汪康年、鄭觀應等十人為幹事。容閎以英文草成對外國宣言，曰：「決定不承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議會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訂八月九日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時起事，北上殺了慈禧太后，營救光緒皇帝，再建立漢人執政的君主立憲國家。惟會中維新人士佔多數，與偏向革命之士針鋒相對，還在最後關頭為了起義的最終目標不同而起爭論。議會招開前不久，畢永年才為了他的摯友唐才常最終不肯放棄「保皇」立場而黯然離去。一年前，梁啟超在日本將維新黨人章太炎（章炳麟）介紹給孫文，經過了一段革命薰陶，章太炎也學會開口閉口排滿。中國議會邀請他參加，他卻大鬧會場，主張驅除會議中的滿人代表與蒙古人代表，並且發誓不與滿人光緒同存。鬧完後又戲劇性地找來一把剪刀，當場剪斷了自己的辮子，以示他不再當滿奴的決心。他的凸槌演出不但無補於兩股力量之結合，還將尚有可為的合作氛圍一掃而光。[34]

事後看來，康有為報警讓宮崎滔天鎯鐺下獄，竟然成了維新派與革命派合作失敗的前兆。中國議會採取了折中路線，雖然力主「保皇」，但也堅持「立憲」與「普選國會議員」；所謂保皇者，取悅維新黨人也，而普選者，則安撫革命黨人也。蓋任由全中國的老百姓自由選出議員，當不會有半個滿人中選，自能保證全中國的政治由漢人一手包辦。有心居中撮和的梁啟超頻頻以此勸誘革命黨人加入聯合起義，說這是「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但他在維新派內卻又力持「名為革命，實則保皇」之說，讓許多革命組織到最後覺得受騙了，紛紛脫離此大聯盟，如孫文的「興中會」與遍佈廣東的「三合會」便因此沒有被正式列入自立軍起義計畫裡。雖然如此，「自立軍」裡確實仍存有極大的革命力量，只是有心人當時不得不以這樣方式呈現而已，而這也是有特殊原因的。當時國內知識份子與海外華僑仍普遍支持維新黨人，康有為流亡北美洲與東南亞、到處興辦「保皇會」分會，受到華僑的熱烈支持，僅北美之行就獲得六十萬美元鉅額捐款。與之比較，革命黨的孫文只不過是個窮酸演講家罷了。他在美國東奔西走，總共也不過就募了個幾百塊美元。起義固然靠人，確也離不了錢，沒有錢就不能置辦軍火，也不能養活起義所需的人手。就以不久前才加入「興漢會」並立誓效忠孫文與革命黨的「哥老會」會友來講，他們在這時也只能對現實低頭，終被維新派收買勸服而編入了「自立軍」。[35]

自立軍總司令唐才常

當時新加坡富商邱菽園早先已與容閎商討聯合起義，他認捐的二十五萬元也早已匯至，做為起義的基本用費。自立軍眾人摩拳擦掌，就等著坐鎮新加坡的康有為將華僑為「保皇會」所捐的款項匯至即可舉事。康有為稱手中已握有北美華僑所捐的六十萬元，但他扣留了四十萬元，只答應將剩餘的二十萬匯給唐才常。起義日期八月九日前夕他還因自立會中滿佈革命黨人疑懼不已，認為自立軍可能劫持他的保皇運動去搞「實革命」，為此他一再拖延匯款，許諾的二十萬元最後連一分錢也不匯至，導致自立軍糧餉不繼而造成一片恐慌，會眾紛紛離去，逼得總司令唐才常不得不下令延期起義、改訂為八月二十二日[36]。原訂的八月九日到了，湖北新堤右軍、湖北漢口中軍、湖南常德左軍、安徽安慶後軍、與武漢總會皆按兵不動，卻不料統領安徽大通前軍的秦力山與吳祿貞因未獲得延期的消息，仍然如期發難，他們一鼓作氣佔領了大通縣城，但終因孤掌難鳴，在與清軍激戰七日之後退走九華山[37]。

八國聯軍士兵，從左到右：英國、美國、俄國、英屬印度、德國、法國、奧匈帝國、義大利、日本

同時在華北，八國聯軍兩萬人已在八月二日從天津出發，沿著北運河兩岸北上，直攻北京。八月九日秦力山與吳祿貞在大通發難時，八國聯軍已攻破了清軍在北倉鎮所設的防線，直隸總督裕祿戰敗自殺。八月九日當天，李秉衡的軍隊在南下迎敵的路上與聯軍相遇，敗退至通州時部隊已經所剩無幾，李秉衡最後服毒自殺。自立軍大通前軍還在大通苦戰清軍時，八國聯軍八月十四日已攻入了北京。到了八月十六日晚上，聯軍佔領了北京全城，慈禧、光緒和一眾滿清權貴倉皇出京，避至城外的懷來縣。

這時全中國都屏氣凝神，睜大眼睛注視著八國聯軍如何走下一步棋：假如聯軍趕盡殺絕，欲致慈禧於死地，那「東南互保」的各總督就要執行協議好的獨立自保計畫。關鍵人物湖廣總督張之洞早已洞悉「自立軍」的整個佈署，連起義從八月九日延至八月二十二日的情報都已掌握，容閎所草擬的、定於八月二十四日發給列強的《通告友邦書》，他自然也應該知悉，之所以還任憑自立軍在眼皮下自由活動，為的只是觀望局勢變化，因為隨時都還有可能要招攬自立軍來助成他自己的獨立計畫。何況張之洞與此次起義的領導人也都擁有特殊關係，例如唐才常早年曾就讀於他在武昌創建的新式學堂「兩湖書院」，吳祿貞是他公費保送到日本學習軍事的，章太炎更曾應其邀赴武漢辦報，而容閎曾經也是他的重要幕僚。

慈禧逃至懷來縣後對所經歷的患難餘悸猶存，更懼怕洋人窮追不捨還要她陪上老命，遂在後悔中諭令李鴻章，要他及慶親王奕劻火速與聯軍談和。慈禧又在八月二十日，以光緒的名義發佈《罪己詔》；可憐的光緒皇帝在成了階下之囚後，竟然還要當代罪羔羊，在《罪己詔》裡慈禧讓光緒帝譴責「他自己」支持「義和團」的不智之舉，以謝天下。八國聯軍得此消息後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擴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中國至此才終於喘了一口大氣，相信洋人不致於要瓜分中國。

但武漢總會的唐才常卻因此完蛋了。慈禧在八月二十日發佈《罪己詔》，隔天張之洞馬上換了副面孔，在自立軍起義日前一天的二十一日，從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處拿到逮補證後立時包圍了英國租界裡的自立軍總部與各機關，當場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二十多人。鑒於起義的主事者與自己的曖昧關係，必須立即斬草除根以杜後患，他次日清晨更馬上下令，將唐才常等悉數殺害。退往九華山的秦力山、吳祿貞得此惡耗後決定解散部隊，不久湖北新堤右軍的起事也跟著潰敗。接下來兩湖、安徽、江蘇等各省官府開始全力緝捕「哥老會」會眾，殺了上千人。「自立軍」起義至此宣佈失敗，秦力山與吳祿貞逃回日本。[38]

孫文與逃脫的自立軍領導人在日本合照（左二唐才質、右二秦力山、右一沈翔雲）

事敗後容星橋與容閎也逃脫了，他們與甫從南洋途經日本抵達上海的孫文會合後，於一九○○年九月一日一起由上海乘「神戶丸」輪船潛赴日本。三人不只在旅途密商，到達長崎後又繼續在旅店裡閉門長談。雖然孫文與容閎同是廣東香山人，也曾為了聯合起義與對方的人馬接洽聯繫過，但孫文對容閎從來只是遙相心儀，要到了這次海上相遇並經長談，兩位同鄉的傳奇人物才真正有了接觸。長久以來容閎對孫文的印象全受自他人，此時才發現「其人寬廣誠明」，不禁勉勵孫文要有「華盛頓、弗蘭克林之大志」[39]。而這次「自立軍」雖能收攬孫文的部份人手如畢永年、林圭、秦力山、吳祿貞、與「哥老會」等，卻也因康有為據款不匯而造成自立軍起義還未全面展開，便被張之洞徹底消滅，更使得「興中會」來不及在廣東發難響應。大勢使得即便孫文要勉強招集殘餘的「三合會」會眾來單獨起事，他們此時薄弱的力量恐也無補大局。雖說如此，經此大變的容閎卻因此對未來有了定見，不但確信非革命無以救中國，也開始對孫文鼓勵有加，要他再接再厲，因而加強了孫文繼續南下台灣，加緊籌劃華南起義的決心。歷盡滄桑的容閎從此就再也不是個「維新人」了，他決意以行動全心加入「革命」行列，而孫文則更擬對他委以重任，打算一等起義告捷，就要請容閎與何啟一起在新政府裡主持外交大計。[40] [41]

惠州起義總指揮鄭士良

兩人長談取得共識後過了一個月，一九○○年十月六日「興中會」與「三合會」終於在惠州發難，鄭士良及黃福帶領會黨黨眾、日本浪人、與南京「東亞同文書院」的師生（日本間諜），一口氣佔據了三洲田，不久前才離棄自立軍的畢永年也回來共襄盛舉，鄉民皆拿起鋤頭來加入，義軍從六百人迅速增至兩萬人。先前興中會曾多次援助反抗美國的菲律賓獨立軍，獨立運動失敗後菲律賓友軍乃將他們購買還庫存在日本的大量槍械彈藥交給興中會，此次惠州起義便打算用這些軍火長期作戰。但沒想到開戰後宮崎滔天去開倉運械，卻發現中間人中村彌六私吞了軍費，只賤價購買了大量廢械舊彈來搪塞。另一方面，孫文也剛與嘗試出兵佔領廈門的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達成協議，約定只要革命黨能在廣東與廈門造成混亂局面，日本不但就會從台灣出兵廈門，還會供給革命黨武器彈藥。惟天不從人願，晴天霹靂隨之而來，日本政情的突變，迫使台灣方面撤銷了早先的一切約定。起義軍在槍械彈藥接濟無著的情況下，仍與真槍實彈的清軍僵持了把個月，最後鄭士良無法再撐，只得於十一月七日解散部隊，「惠州起義」遂告失敗。[42] [43]

容閎（約在一九○○年左右）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維新派的一干漢人竟然為了一個滿人光緒皇帝，不惜捨棄與革命黨人聯合大舉的機會，以致造成各自起義的慘敗，確實可笑。但從當時所有當事人的角度來看，情況卻不是如此。須知中國兩千年來實行的是絕對的君主制度，全國知識份子從小便浸淫在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觀念裡。當一個年輕又熱誠的光緒皇帝對一群愛國的知識份子承諾他會大改祖制，接受普選出來的國會並配合施政，願意放棄他至高無上的權力，以奉行國會決策來實踐民主制度時，相信再頑固的愛國志士都會當場俯首高呼聖明，終身感激涕零。以康有為為例，他一生也不過就見了光緒一次面，光緖只任他為「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卻未對他加官進爵，也沒有讓他有機會像「四小臣」一樣地主導維新，但只憑光緒帝的知遇之恩以及他堅持要立憲這一件事，就讓康有為終生敬服，至死不渝。同樣的，容閎也對光緒懷有類似情結。他說光緒帝「其聰明睿智，洞悉治理，實為中國自古迄今未有之賢主」，而且這評價還是容閎在一九○九年自傳中寫的，這時離「自立軍」起義失敗已經過了漫長的九年，當時的容閎早已是脫離了維新派的孫文革命運動奉行者，但他下意識裡還是念念不忘光緒帝的好處。這些身歷其境的人畢生難脫忠君與愛國乃一體之兩面的歷史情結，其慣性思維之牢不可破，實非吾人今日所能想像。

綜上可知，一九○○年的庚子「中國議會」與「自立軍」事件，是中國人在政治制度上從「君主專政」走向「民主共和」政體的一個心理轉捩點。在自立軍以前，國內的知識份子與海外的華僑皆普遍支持維新黨人，革命行動大抵無人敢問津。如孫文一八九五年發起「廣州起義」時還必須假借「農學會」的名義，才能讓仕紳從錢包裡掏捐革命經費，失敗後又被老百姓罵成是一群賊黨，可見一斑。一九○○年因「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特殊關係，才促進了維新黨與革命黨嘗試攜手合作的意願，雖然聯手起義最終仍告失敗，但兩批人馬卻已經建立起龐大有效的通聯網絡。「自立軍」的失敗更讓維新人對清廷的官僚失望透頂，這個卡在被囚的光緒帝與他們之間的龐大官僚制度，逼使維新黨人終於承認無法以漸進方法來革新中國的殘酷現實。除了少數如康有為等頑固人物還繼續保皇，大多數的維新黨人都已在一九○○年後背棄了「君主立憲」運動，自發性地追隨了容閎的帶頭作用，開始鐵了他們的心，全力拼「革命運動」去了。

《孫文自傳》裡描述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失敗後，「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而一九○○年「惠州起義」雖然同樣失敗，但是「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筆者認為，改變國人想法的其實不是「惠州起義」，而是「八國聯軍」所造成的瓜分恐慌，是「中國議會」透過救國辯論所激發出的全新國民意識，是「自立軍」起義失敗在他們心裡所引起的自我反省。這群以容閎為代表的狂熱維新人嘗試引導體系內的官僚革新救國，但他們「保皇立憲」的訴求遭到強力鎮壓後，走投無路之餘他們終於想起了與他們同一理想的「先知」孫文，開始認同他曾說過的「清廷像三十年中從不打掃的牛圈」，說朝廷裡面「糞穢堆積如山」，必須要用暴力從外面把它完全打爛，才能再重新建設！

因此如果我們說孫文是「革命的先知」，那容閎便是這群熱血知識份子的發言人。容閎經歷了「太平天國」、「自強運動」、「戊戌維新」、與「君主立憲運動」，他之一路走來卻最終投入革命，實際上已對「保皇立憲」運動劃上了大半個句號，並真正把「排滿革命」的意識帶入政治革新運動的主流，光憑這一點，我們就足以稱他為「辛亥革命第一人」。[44]

經容閎介紹從維新轉至革命的美國軍事策略家荷馬李（大約一九○四年，Lawrence M. Kaplan files）

多年來與容閎保持密切聯繫的革命黨人謝纘泰

而事實上，容閎在一九○○年後確也曾經三次親身參與過起義計畫。第一次是一九○一至一九○三年與「興中會」的謝纘泰、鄧蔭南、李紀堂、及太平天國舊部洪全福等密謀於廣州再次起義，希望建立「大明順天國」[45]。第二次是在一九○九年，容閎將康有為身邊的兩個美國人實際拉進了革命圈子，他們一個是軍事訓練家荷馬李（Homer Lea）[46]，另一個是財政界要人布思（Charles Beach Boothe）[47]。容閎與他們提出了一個「中國紅龍計劃」，打算籌款五百萬美元，購買十萬支槍和一億發子彈來支應孫文的革命[48]。讀者如果看過成龍導演的《一九一一辛亥革命》，應該不會忘記片裡一個矮小、駝背、又跛腳的美國人，演的就是荷馬李。第三次則是一九一○年的「長灘計劃」，它是「中國紅龍計劃」的實際行動，為此孫文還到加州長灘出席，親身參與了這個軍事計劃的商討與內容擬定。[49]

現在再讓我們回想一開頭筆者提到的容閎自傳《西學東漸記》。該書是一九○九年在美國出版的，內容寫至一八九八年為止。容閎為何不多講「戊戌政變」？為何只以一句話輕輕帶過一九○○年的「中國議會」？為何又對「自立軍」隻字不提？凡耐心讀完此文的讀者想必已都能輕易回答這個問題：那就是寫這本自傳時，容閎早已是革命者。他當時以八十歲高齡還在籌備「中國紅龍計劃」，忙著幫孫文籌款起義，這些事情都必須在地下進行，當然不能將相關的一丁點計畫內容、人物、地點等公之於世。既然不能講革命，容閎乾脆連「自立軍」起義也都避而不談；而為避免麻煩，索性連「戊戌政變」也一併輕輕帶過。[50]

筆者因而認為，用《西學東漸記》當做容閎的傳記、只稱他為「中國留學生之父」，並以之概括容閎的一生是不完整的，也是很不公平的。如果說孫文是先知先覺的革命先行者，那容閎的行誼就印證了當年中國知識份子從帝制走向共和的心路歷程和血淚奉獻，因此如果要以一個人來代表全體，作為「辛亥革命第一人」，容閎自是當之無愧，諸君以為如何！

後記：

《西學東漸記》卷首插圖是僅存的幾張容閎照片之一（一九○九年原版，攝影：筆者）

位於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市的容閎家族墓地（攝影：筆者）

此文完稿後，筆者又為了蒐集相關圖片而各處奔走：找不到容閎墳墓的照片，就老遠開車到康乃狄克州的首府哈特福市，親自動手拍照。拍完照片後還稍有空閒，心想既然來了就不應空入寶山，於是又轉至當地一間極小的學術圖書館翻閱，希望找到可以應用的相關資料。無意間竟然讓我在一張收藏目錄上，瞄見了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這書名。至今為止還沒聽說那一個學者曾親身捧讀一百零三年前出版的《西學東漸記》，大喜之餘仔細鑑定目錄，果然是一九○九年的原版！可惜管理員在電腦資料庫裡找不到此書的分類號，早先圖書館使用的索引卡也不見了，經過了一翻費盡唇舌的拜託，管理員總算勉強逐櫃搜尋，找出了這本《西學東漸記》。這本書的硬紙板封面是以類似連續劇中常見的御用黃綾布包裝，看起來精緻高貴，不但金字壓印書名及作者，還特地在旁邊加印了「容閎」兩個中文字。翻開後映入眼簾的赫然是一幅精美的容閎肖像，一看便知是僅存的幾張容閎照片之一，肖像之清晰度遠非網路上模糊的翻版所能媲美。筆者馬上以高解析度將之重拍，但管理員說照片不能以任何形式公開刊登。

紐約協和神學院所珍藏的金字壓印《西學東漸記》（一九○九年原版，攝影：筆者）

紐約公共圖書館用綠色硬皮重新包裝過的原版《西學東漸記》（攝影：筆者）

失望之餘，筆者回到紐約後又四處搜尋。拜訪了各個學術圖書館，但所藏都是一九○九年後重新排印的新版、或依縮微膠卷片所製的再版印刷，只有紐約公共圖書館收藏有原版的《西學東漸記》，只可惜整本書支離破碎，不但封面已被圖書館用綠色硬皮重新包裝，容閎肖像也早被沒道德的宵小之徒挖走了。

容閎在耶魯大學畢業生紀念冊裡寫下：「有志者事竟成」

又尋找了一個星期，終於才又讓筆者在紐約協和神學院找到了另一本完整的《西學東漸記》原版，也應驗了容閎在耶魯大學一八五四年畢業同學錄上親筆寫下的一句話：「有志者事竟成」。但走遍了大紐約地區的各大圖書館及相關「東亞」研究機構遍尋不著的這本書，卻可在「紐約協和神學院」找到，實讓筆者大惑不解。

深究之下，竟又挖出了一堆史料。

容閎在一八八二年左右與好友推切爾牧師合照

當年有一位學者牧師Joseph Hopkins Twichell（推切爾）在耶魯法學院演講表揚容閎，這一篇演講稿後來被收入《西學東漸記》，成了該書的代跋。而這位在哈特福享負盛名的推切爾牧師，正是紐約協和神學院的畢業生。有了這層淵源，神學院才會特別收藏此書用以紀念推切爾。繼續追考所得的資料更顯示，推切爾牧師是容閎的好友，曾在一八七五年主持容閎的婚禮。同時他也是文學家Mark Twain（馬克吐溫）的終生摯友，當年馬克吐溫結婚時，他長途跋涉至埃爾邁拉市為他主持婚禮，而當馬克吐溫的妻子與三個享年不永的孩子相繼離世時，也都由推切爾主持葬禮，最後連馬可吐溫自己的葬禮，也同樣委由他負責。根據紐約時報報導，他親至紐約主持馬克吐溫的追思禮拜，老當益壯的推切爾在禮拜中多次淚流不止，禱告時也是泣不成聲。

馬克吐溫70歲生日。後坐中白髮者便是推切爾。

在發展幼童留美計劃的這九年與往後幾年間，容閎在康乃狄克州的活動多以哈特福市為中心。從他的留美事務所至推切爾的教會信步可達，而馬可吐溫、推切爾與容閎的家屋，也都分布在市中心幾條街的範圍之內。馬可吐溫與容閎之間友誼深厚到什麼程度，筆者所知有限，但從這三個朋友各自所寫的書信裡，可以清楚地看出馬可吐溫與容閎間確實有多年的交情，容閎的許多志業奔波中也看得到馬克吐溫的身影。從一八七五年馬克吐溫在他新蓋的新英格蘭豪宅裡招待容閎開始，馬克吐溫與推切爾曾多次攜手為容閎的幼童留美計劃遊說政府[51]；一八八○年清廷打算取消幼童留美計劃，為了勸阻清廷，馬克吐溫曾帶著推切爾去會見馬克吐溫的好友前美國總統Ulysses Grant（格蘭特於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七年擔任美國總統），而格蘭特也馬上發函李鴻章，迫使他暫緩取消學童留美計劃，讓小留學生們在美國又多待了一年[52]；而為了謝纘泰及洪全福圖謀的「大明順天國」，容閎更曾在一九○一年從香港寫信給馬克吐溫與推切爾，試探是否能用中國賑災的名義從美國國會申請經費挹注。

馬克吐溫從一八七○年代起便鼓吹美國人重視在美華人的人權及尊嚴，在全美一片排華聲中，他是少數曾為華人利益據理力爭的美國名人之一，常用他妙筆生花的文章譴責對華人有偏見的美國國會與大眾媒體。當八國聯軍在北京姦殺擄掠時，馬克吐溫更仗義執言，以他著名的諷刺文筆，向美國民眾描繪西洋帝國主義與傳教士為亞洲殖民地人民帶來所謂「文明祝福」的嘴臉。為此他曾寫了Goldsmith’s Friend Abroad Again、Disgraceful Persecution of a Boy、John Chinaman in New York、Roughing It、Ah Sin、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United State of Lyncherdom等著名文章與劇本，也獲得了許多正面回響。馬克吐溫之所以對東方具此情有獨衷的理念，相信其影響多少是來自容閎的。

作者：辛亥生（許瑞源）
起稿：二○一二年四月二日
脫稿：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最后一次更改：二○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編輯：銘嚴、王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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