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從魯國史書《春秋》到二十一世紀，已經寫了兩千五百年，撰寫的體裁由最早的《春秋》「編年體」，慢慢又發展出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如司馬遷的《史記》，最後再演變成為「紀事本末體」、如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以事件為主軸來呈現歷史的進展。編年體、紀傳體、與紀事本末體三足鼎立了千年，而這三種史書寫作方法，也各有其長處與短處。近代歷史學家偏好接近紀事本末的體裁，如楊天石寫《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龔書鐸與方攸翰寫《中國近代史綱》，皆以事件為主。雖然如此，這三種體裁當中，還是沒有一種體裁能單獨取代其他兩種，通常學者會建議學子遍讀這三類書籍，取其之長、來補其之短，這才能將歷史融會貫通，明確了解每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

歷史沒有辦法單獨用一種體裁寫清楚，這要怪誰呢？

我想主要是因為，書嘛，它是一個適合線性閱讀的媒體，既然每一句話、每一段字、每一個章節等都要依次續一字排開，那作者不可避免地，只能擇選一個「主軸」，將繁雜的材料依此主軸排序。所以編年體採「時間」為主軸，紀傳體取「人物」為主軸，而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主軸。

從一個資訊業者的觀點來看，我禁不住要問：「難道在這個科學如此進步的時代， 史書體裁就不能再繼續進化嗎？」

去年 Al Gore 在 iPad 平台出版了 Our Choice (2011)，有些人或許讀過這本電子書，接下來我要討論的東西，相信只要是「用」過此書的讀者，應該不難猜想得到。也許有些人聽說過 Hans Rosling 這個人，那我對中國歷史「研究電腦化」的理想，尤其是針對辛亥革命歷史的研究，大約您也隱約可見。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 Rosling 2009年的演講：「讓我的資料改變你的心智」，有心人還可以比較更早在2006年的演講：「用前所未有的方法詮釋數字統計」。

實際上，要「數據可視化」或「科學可視化」，在這個時代、在iPad 滿街可見的世界裡，並不是什麼難事，但要將歷史書籍搬上如 iPad 這樣的「互動平台」，那就不簡單了。主要的問題出在「數據」上，更正確的說明應該是出在，「沒有數據」的這個問題上。

要彌合「文字歷史」與「數據可視化」之間的鴻溝，乍看下好像挺棘手的，但事實上，這並不是做不到的事情。以下嘗試解釋我對這個問題的一點小看法。

第一，我們可以先剖析「史學」到底是在講什麼。以現今史學家普遍喜好「紀事本末體」的情形來看，我們可以說歷史，便是許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依據時間、因果等因素，把它們排列整理，就是了。那「事情」又是什麼東西呢？如何把它數據化呢？

如果以一個語言家的觀點來看，所謂「事情」，便是「某人」對「某他人」在「某時」於「某地」以「某方法」為了「某目的」「做了某事」，用英文就說：Who Does What to Whom, When, Where, How, and Why？在這幾個「某東西」裡面，有三種是可以數據化的，那就是我們的先祖已經給我們啟示過的、相信大家都耳熟能祥的「天時」、「地利」、與「人和」。

時間能夠數據化，這也就不須浪費口舌來解釋了，但「地方」如何來數據化呢？不就是把每個事情發生的地方，於兩度空間的地圖上畫出來嗎？也可以把參與某事件的人物，依他們各自成長的家鄉，拿大頭針在個地圖上釘出個位置來，如此，我們將各個地方以兩個數據在笛卡兒坐標系統上表示出來。接下來，每兩個地方之間，可以採取在通訊上、交通上、方言不同上、與族類差距上的距離來畫長短不同的連接線、做出各樣的「網圖」。將「地方」以最小單位、如鄉鎮等數據化後，可以聚鄉鎮為城市、聚城市為州省、聚州省為大區域（如中國東南方）等，成為不同基本粒度單位的「群體」。各種單位的群體圖，加上各種不同的距離度量，可以運用排列組合的原理，來畫出更多的網圖。如果將這些圖畫用動畫方法顯示出來，那又可以看見更多原始資料裡不存在的衍生訊息。

同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可拿來畫網圖，比如敵友關係，可以用正數代表友善程度，負數代表敵對程度。更可以運用方言不同、族類差距、教育程度懸殊等因素來類聚，產生可分析、可顯示的數據。以血緣、師生、主僕、同事、買賣等關係，又可以產生更多的資料，用來畫網圖或群體圖，甚至將兩種圖畫在一起，成為「數據聚類」圖，來顯示如這樣的社會性網路人際關係。

表面上看起來雖然不怎麼有用，實際上運用數據化的地圖、網圖，通過互動式的使用者界面來顯示不同程度的群體，可以讓一個原是史學圈外的人，在很短的時間內，頓悟出歷史學者花了大半人生才發掘出來的歷史關鍵。從2010年起，依據以上講的歷史分析原理，我開始將辛亥革命的歷史資料分門別類，把各種大小事件拆散成人物、人際關係、群體、發生時間、地點等，再將之輸入電腦資料庫。不久我便發現了許多有趣的故事，通常是在書籍裡讀不到的。比如只要將革命人物依家鄉分類，可以看見幾個大群體，如廣東、香港、福建、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安徽、四川等，如以方言地理再類聚，產生廣東團、兩湖團、與江浙團體。把人與人之間在事件中的聯繫關係畫成數據聚類圖，如留日學生辦刊物、抗俄等活動、國內起義活動等，顯示出來的群體，竟然也與簡單的家鄉分類圖相似，很顯然的，共同的方言與成長環境，在革命團體裡是個重要的內聚因素。

如果資料庫裡有充足的群體資料，如各學堂、書院等師生的名單與在學日期，可用歐拉圖來顯示各群體之間，因成員相同而互相重疊的關係 。舉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時務學堂」與來說就好了，比較書院學堂的成員、畫歐拉圖，再比對網圖，可以發現唐才常、譚嗣同與熊希齡在「維新運動」裡的啟發貢獻。再加入「南學會」、「萬木草堂」、（設於日本的）「大同學校」與「高等大同學校」，可以發現將整個湖南維新界引進康有為的大同世界裡，是梁啟超的功勞 。再加上「自立軍」，又發現（最後被康有為出賣的）自立軍根本便是由當初「時務學堂」的一群熱血青年（蔡鍔、劉揆一、秦力山、林圭等）與他們的導師唐才常發起的。加入「三合會」、「興中會」、「興漢會」等，很清楚地可以看見畢永年是聯繫康有為、唐才常與孫文的中心人物。加入「湖北武備學堂」、「拒俄義勇隊」、（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丈夫團」等，可看出吳祿貞在新軍、留日學生、「自立軍」與「興中會」中的重要地位。加入「軍國民教育會」、「華興會」與「同盟會」，發現當初讀「嶽麓書院」的陳天華是留學生革命運動的啟蒙人。加入「同仇會」、發現劉揆一的革命人生，從「拒俄義勇隊」、「華興會」、「同仇會」、到「同盟會」，都是與黃興並肩共戰一路走出來的。加入「科學補習所」、「日知會」、「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等、才知道原來黃興的學生、「華興會」會員胡瑛是「武昌起義」的幕後指揮人（當時人在監獄），也是「同盟會」與武昌革命人之間的主要聯繫人。

以上所舉的例子，只是革命歷史中的一小部份，忽略了孫文的黨人、江浙革命人、與其他人的貢獻。上述的歐拉圖、網圖等，如果再加上孫文與日人的群體，可以看見海外華人、日人與洋人在辛亥革命裡所扮演的角色。再加入江浙黨人，如「光復會」等，可明白看見一開頭所提的、所謂廣東黨人、兩湖黨人與江浙黨在革命歷史與「同盟會」裡三分天下的事實，更可以清楚的看見黃興的偉大情操。黃興柄棄個人成見，不像其他革命人搞同鄉小圈子，為了遠長的理想，他配合、支持與捍衛孫文，用他的領袖魅力，將兩湖黨人與廣東派拉合，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武昌起義後不久，黃興到達武昌，革命人騎馬舉旗、上寫三個大字：「黃興到！」用以振奮人心，這是有道理的。

諸如以上的發現，當然在這百年來，也有許多學者指出。再說，如果不是史書裡先把重要人物指點出來，上述學堂、組織由上百、上千人組成，我要電腦存檔、數據可視化，也不能這麼方便簡單。不過話再說回來，應用新科技來研審千萬學者已經翻遍了的史料，還是能找出被前人忽略的史實。

在我開始將辛亥資料存檔於資料庫裡不久，就發現了一個很特殊的人物。如前所提，我先將歷史資料拆散成時間、人物、地點、群體、物件等元素，以便能依照我制定的規格輸入電腦資料庫。有了基本資料，再將分散的片段拼湊回來，以全新的面貌呈現出原先的歷史過程，所使用的「黏膠」，就是通常我們稱為「事情」的那個東西。假設我們用「多維度」的歐幾里得空間來代表「事情」，將全部的資料元素如時間、人物、地點等，排列在不同的空間軸上（有些因素可使用多於一個以上的空間軸或維度），那「事情」就是在這個多維度空間裡的「固體」，它的形狀可能因人物分散各地而扭曲。如果一個固體在時間軸裡某一段時期中，於人物軸上分裂成兩個個體，我們說，「這運動起了內鬨」，於地點軸上分裂，我們說，「他們在兩地分頭進行大事」，但如果固體在時間軸上的某一點終止，那就是「沒戲唱了」。用這個觀點來察看歷史，各事件的前因後果馬上就顯露出來；只要觀察多維度空間許多的固體如何互動連接，便是了。

在我將資料一一存檔的過程中，有一個人的名字每過一陣子便出現一次，但通常在書裡都是輕描淡寫地揭過，一開頭我既然看不出這人在歷史洪流中有什麼緊要角色，也就經常省略了此人的資料。有一天又讀到了這個名字，一時興起，以這個人在多維度空間裡，依著時間軸所畫出來的一條線隨便察看了一會兒，不料竟然看出了個所以然來。在整個清末民初的歷史中，有很多大人物，立下了很多顯赫的功績，但沒有一個人從年輕時與「太平天國」打交道開始，連續參加了「洋務運動」（自強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運動」、「興中會革命」等活動。在辛亥前夕、清末六十年之中，每一個最重要的運動裡，都有他的足跡。這個「太平天國」時代的人，一生奉獻、致力於中國的建設，最後，老天讓他在有生之年，看見了孫文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如果我沒有追毛求疵的將資料「存檔」、搞「數據可視化」，很可能我會忽略了這個人。

下回有時間，再講這人吧。

作者：辛亥生
發表日期：2012年3月5日
最後一次更改：2012年3月10日